生態滅殺,可能帶來的是安全還是災難?

發表時間:2020-02-22 來源:《中國生態文明》雜志 作者:周晉峰 王豁

前不久,媒體報道了某專家組提出的主張,即“借鑒國際公約的名錄做法,公布不可食用的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名錄,將地方保護的非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傳統的‘三有’動物,以及那些可以更容易引發公共衛生問題的動物(如刺猬、蝙蝠、穿山甲、蜈蚣、毒蛇等)則可以考慮采取特殊保護措施,允許科研利用和生態滅殺,但嚴禁食用。將可食用野味等同于肉類食品予以嚴格監管,實行嚴格的檢驗檢疫制度。”

對于這種生態滅殺”論,我們深感擔憂。對于上述那些野生動物,采取特殊保護措施,很有必要;嚴禁食用,也是完全應該而且必須落實的;科研利用,則應該非常慎重并且極其注意限度。而生態滅殺,是不可行的。即使某一種野生動物真的泛濫了,那也一定是人類干擾造成的。自然界原本的樣子,是多樣的,平衡的。正如有關專家所指出,滅殺本土常見物種,通常意味著舉國之努力但注定失敗;生態系統有復雜的調控機制,粗暴的管理建議違背基本生態常識;對本地物種絕無生態滅殺概念,滅殺可能造成嚴重生態災難;在立法上,團隊中應有跨行業的不同專家參與,避免缺乏科學性的誤讀。

我們當然相信提出生態滅殺這個主張的出發點是好的,我們也非常尊重專家的努力,希望通過修改《野生動物保護法》,防止再次發生由于食用野生動物引發的諸如非典、新型冠狀肺炎等疫情。但是,片面地以人類為中心的功利主義視角來區分哪些物種應該保護、哪些物種要針對性地進行“生態滅殺”的主張,恐怕不但無法帶來人類安全,還可能帶來不可估量的生態災難。

 

病毒與環境共生

病毒在地球上廣泛存在,并且深深地融入了每一個生態系統中,成為環境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以海洋為例。海洋占了地球表面積的71%,微生物是海洋生態系統的基礎,海洋病毒參與塑造微生物群落的生物多樣性、壽命和進化。20194月國際學術期刊《細胞》上的一篇文章顯示,研究組的一艘名叫Tara的船只(Tara Oceans Expedition),從2009年開始在世界各大洋巡游,觀察并研究海洋中的微觀生命。他們對2009年到2013年間收集到的來自全球各處海域的生物樣本進行了分析,發現了大量前所未見的病毒、細菌和古細菌等微生物。此次研究發現了潛伏在海洋之中的195728個病毒種群,其中絕大部分以前人類從未知曉。這篇文章的通訊作者、俄亥俄州立大學微生物學系的Matthew Sullivan教授表示,他們預計海洋中約有數千萬種病毒,占據海洋生物總量的絕大部分。其中很多可以“離水生存”,甚至也能寄生于人體。

陸地生態系統和陸生野生動物也不例外。我們姑且以這次被某專家組被列入“生態滅殺”清單的“毒蛇”為例,蛇實際上有很多種,蛇類是所處自然生態系統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為人類提供了生態系統服務。如果將蛇從一個生態系統中抹殺掉,那么一些疾病(如萊姆病)的患者發病率可能遠高于現在。可以說,蛇類既是獵捕者,又是被獵捕者,是食物鏈上不可或缺的環節。隨著人類活動的擴張帶來的棲息地喪失和破碎化,以及大量捕殺,現在很多種蛇類正在走向滅絕。

蝙蝠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被稱為“毒王”,目前在其體內已經分離出了超過80種病毒。在哺乳動物中,蝙蝠是僅次于嚙齒目動物的第二大目,全球有一千多種。蝙蝠中約70%吃蟲。對于棉花種植來說,一些種類的蝙蝠更是福星,能吃掉破壞棉田的害蟲。20159月發表在《美國科學院院報》上的一項研究揭示,蝙蝠不僅能抑制害蟲數量,而且間接地抑制了與害蟲相關的真菌、以及真菌產生的有毒化合物。僅僅對于玉米這一種作物而言,蝙蝠在全球貢獻的害蟲抑制價值可能就超過了10億美元。在原始森林中,一些種類的蝙蝠還是關鍵物種,生態系統靠其來傳播植物種子,還有很多種類的蝙蝠在大自然中扮演了授粉者的角色。

此次不幸被列入建議“生態滅殺”的野生動物名單中,還有穿山甲。在自然界中,穿山甲是白蟻的天然克星,是“森林衛士”。然而這些雖披鱗戴甲、遇到危險卻只會縮成一團的動物,同時也是全球遭受非法盜獵最多的哺乳動物。穿山甲何罪之有?剛剛過去的215日是第九個“世界穿山甲日”,聽到這個將穿山甲“滅殺”的建議,很多人為此感到難過。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古人說得好,反求諸己。先別忙著找背鍋俠,問題發生之后不能總是歸罪于野生動物。很多嚙齒類動物都帶有病毒,難道都滅殺?蝙蝠全球逾千種,都滅殺嗎?據報道,亞洲豹貓和中國鼬獾身上也發現了新型高變異冠狀病毒,難道也該滅殺?除此之外,還可能發現更多的攜帶新型病毒的野生動物,都該被消滅?

事實上,野生生物體內帶有多種病毒、寄生蟲、細菌等等,是十分普遍的現象,而且也是不可改變的。攜帶這些病菌或微生物的野生動物和身上的病菌之間,本身就是一個小小的“生態系統”。而生態系統中不同的物種,也都是在不斷地發生著基因突變。物競天擇,環境壓力使更有生命力的能夠存活下來。包括冠狀病毒在內,很多病毒幾乎與寄主物種融為一體,有的有點小害,有的有些小益,有的無益無害,基本上相安無事。從整體上來說,這也是多樣性的一部分。

生態重在平衡,生物多樣性需要保護

生物多樣性代表著地球上動物、植物、微生物等物種、遺傳資源和生態系統的豐富程度,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石,也是生態文明水平的重要標志。自人類進入工業文明時代,生物多樣性的喪失速度越來越快,現代人類正在經歷著第六次“物種大滅絕”。而且,與地球過去的五次大滅絕不同,這次物種大滅絕是由人類活動造成的影響帶來的。

實際上,每一個物種在大自然的漫長進化歷程中,都在其所處的生態系統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比如,一只粉紅椋鳥每天能捕食蝗蟲120~180只,繁殖周期內能吃掉約2畝地的蝗蟲; 鷹和狐貍是控制草原鼠類的天然獵手;一只黃鼬一生能消滅掉數萬只害鼠。大自然中的物種關系環環相扣,人類基于自身喜好而采取的將某些物種進行“滅殺”的行動,帶來的后果常常是災難性的。上世紀50年代,我國在“大躍進”中曾把麻雀當作“害鳥”捕殺、把華南虎當“害獸”捕殺,這些教訓都是深刻的。

在“非典”發生之后,廣東省為了控制疫情、切斷傳播途徑,對一萬多只果子貍進行了滅殺。在發布會上,有關官員表示,“雖然目前未能明確感染來源,但專家研究結果表明,果子貍為SARS冠狀病毒的主要載體,跟人體SARS病毒有密切關系,所以要采取一定措施切斷傳播途徑。”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如今,在某大學宣布“從穿山甲中分離出的毒株與新冠毒株相似度達99%”之后,就立馬有專家開始建議對穿山甲進行科研利用和生態滅殺——完全不顧全球僅存的八種穿山甲已瀕臨滅絕、并且都已經被列入了聯合國《野生動植物瀕危物種貿易公約》(CITES)的附錄1

食用野生動物引“毒”上身

20194月,據西伯利亞媒體報道,一對俄羅斯夫婦在蒙古旅游時死于鼠疫。為什么突然暴病呢?蒙古國應急部門馬上開始調查,發現他們在蒙古旅游期間曾非法狩獵,捕食了當地的旱獺(俗稱土撥鼠)而感染了鼠疫病菌,隨后在幾天內撒手人寰。這趟原本是幸福美好的赴異國他鄉的“野味之旅”,卻導致二人喪命,四個孩子不幸成了孤兒。158名曾經與這對夫婦有過直接或間接的接觸的人,都被隔離觀察。

來自野生動物身上的病菌是非常可怕的。無論是歷史上多次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的鼠疫,還是近些年來的禽流感、SARS,以及2019年底始于武漢華南海鮮野味市場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都一次次地在給我們敲響警鐘。

人類70%的傳染病主要來自其他動物,目前已經發現人獸共患病有100多種,如狂犬病、口蹄疫、結核病、禽流感。野生動物身上帶有大量的病毒、細菌、寄生蟲等,這些病毒會在人們對野生動物獵捕、宰殺、加工和食用等過程中擴散、傳播。

致病性的病菌在野生動物體內廣泛存在。雖然自然界的野生動物自帶有很多病毒,但是多能與病毒相安無事。若要歸罪,不是通過剝奪野生動物的生命,而是要改變人類對野味的崇尚。

食用野生動物不僅給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保護帶來了嚴峻挑戰,而且也給公共健康帶來了重大威脅。只要人類別總是去招惹野生動物,別老想著怎么吃野味,就能大大地降低這類自然疫源性傳染病的概率。

即使檢疫,也很難解決問題。檢驗檢疫都是針對人類已知病毒來進行的防控。而對于未知病毒,是檢驗不出來的。野生動物攜帶了大量的未知病毒系列,所以對野生動物進行檢驗和檢疫,無法從根本上預防諸如新型冠狀病毒和SARS病毒這類問題。

反思人與自然如何和諧共生

我們不贊成打著生態的旗幟,來做違背生態規律的事情。如果一帶病毒就想去“生態滅殺”,大概海水都得蒸餾一遍了。

從此次的“生態滅殺”論點,我們也可以看到生物多樣性的主流化任重道遠。生物多樣性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原則和目標,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從此次新冠肺炎,我們應該怎樣從源頭上防控食用野生動物帶來的重大、新發、突發傳染病疫情?我們認為有幾點需要注意。

一是深入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生物多樣性保護,是生物安全的重要內容。要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尊重山水林田湖草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破除基于人類中心主義的功利視角和慣性思維,把地球當作一個生命共同體來對待。

二是樹立行為邊界,建立禁食清單并嚴格依法監管,在全社會建立“不吃野生動物”的道德與行為規范。只要不去干涉野生動物,就會大大地減少野生動物身上的病毒傳播到人身上的機會。野生動物身上的病毒的確存在變異,但是如果沒有人過于頻繁的接觸,病毒就不會沾染到人類的身上。

三是劃定物理邊界,為野生動物留下大片、具有連通性的生存空間,如劃定自然保護地、設立生態紅線、留下一些人類不去干擾的荒野等等。保護野生動物,給野生留下生存空間,其實就是保護人類的棲息地,保護人類自己。

四是確立法治保障。我們國家應該制定一部《生物多樣性保護法》,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加強生態安全,確保生物多樣性保護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周晉峰,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生態文明研究中心聯合主任;王豁,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原標題《“生態滅殺”不可取,生物多樣性亟需保護》,內容本刊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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