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基礎性法律，民法典表達了國家態度，承載著時代使命。綠色，是民法典最鮮明的特色之一。

民法典規定了綠色原則，確立了綠色制度，銜接了綠色訴訟，形成了系統完備的綠色條款體系。“這些都是世界首創的中國方案，具有引領全球治理體系的重大意義。”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駐會副主任呂忠梅認為，“綠色是民法典最醒目的標識。”

我們梳理發現，不管是從條款總數來看，還是從新條款數量來看，綠色條款在民法典的占比并不高，都不到3%。那么，究竟是什么樣的分量，能讓綠色成為民法典最醒目的標識？

這要從環境法和民法的本質上來分析。民法的核心價值是個體自由，而環境法的價值取向是保護公共利益。換句話說，民法典綠色化的本質，是引入了一種與傳統民法不同的價值觀，通過限制個體自由來保護公共利益。可以說，這是對民法典立法的挑戰。

是什么樣的立法理念，讓民法典給予了綠色如此高的禮遇？又是什么樣的立法智慧，讓民法典構建了如此系統的綠色條款體系？

在法學界看來，一切成功的法典化，都是政治家與法學家兩個群體通力合作的結果。政治意愿是法典化啟動、推進和完成全過程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

綠色能成為民法典的一大特色，正是政治家與法學家的默契。牢牢把握生態環境問題的本質，深刻認識到生態環境是關系黨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問題，也是關系民生的重大社會問題，這是政治家的格局。環境法學家和民法學家從立法技術層面深入研究、反復溝通，理性尋找綠色理念在民法典中的切入點，科學界定民法典和環境法的射程，這是法學家的智慧。政治格局加上立法智慧，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立法方案。

在這個方案中，綠色發展理念已成為我國最基礎、最普遍的價值認同，環境保護被視為民法典回應時代之問和民生關切的一個重要領域。

縱觀全球，有幾部民法典堪稱經典。一是法國民法典，回應了農業文明剛剛步入工業文明時面對的重大問題，確立了所有權絕對、契約自由等原則，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里面看得見水磨風車。二是德國民法典，回答了工業文明相對成熟階段時、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階段的改革之問，最鮮明的特點是明確所有權社會化，對財產權進行必要限制，助力德國成為工業強國，里面看得見股票證券。三是瑞士民法典，與前兩者重在調整財產權不同，開始強調對人格權的保護，開民商合一體制的先河，被稱為“大眾化的法典”。

誕生于生態文明新時代的中國民法典，作為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重大成果，必將成為經典。參與編纂的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王軼教授對此充滿信心，他說：“我們回答了此前的民法典從來沒遇到也不用去回答的問題，想不典范，都不可能。”在這個典范中，綠色肯定是濃墨重彩的一筆。正如民法學者所說，制定一部綠色民法典，是時代給予中國民法典的最好禮物。

一、綠色民法典彰顯了時代特色
  生態文明磅礴大勢中的政治意愿

輿論普遍認為，綠色二字成為民法典的一個標簽，不是某個部門某個群體的勝利，而是生態文明新時代的時代召喚，是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指導下對生態環境這一重大民生問題的立法回應。

“中國進行民法典編纂，是中國提出生態文明概念并將其提升為治國理政戰略高度之時，理應對時代要求作出回應。”自始至終一直參與民法典綠色化研究和實踐工作的呂忠梅說，“民法典具有‘生態世紀’的鮮明烙印，彰顯了中國特色的生態文明建設。”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生態文明建設是其中一位；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中，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其中一條基本方略；在新發展理念中，綠色是其中一大理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三大攻堅戰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大攻堅戰。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工作進入了認識最深、力度最大、舉措最實、推進最快、成效最好的歷史時期。

把民法典的綠色化，放到生態文明建設的磅礴大勢中來理解， 放到我國堅持綠色發展理念的政治意愿中來認識，就會境界全開。

1. 構建綠色條款，回應了新時代民生之問的重要領域

中國法學會民法典編纂項目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研究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王利明教授說，民法典從制定開始，就確定了立足中國國情、解決中國現實問題、反映人民需求的指導思想。從這個角度來看，民法典中超過30% 的新增和實質性修改條款，一定具有鮮明的問題導向和價值導向， 肯定是對國家之問和時代之問的回應。

王軼說：“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民法典的立法目標。”我們向往的美好生活，良好生態環境必不可少。良好生態環境，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強化生態環境保護，是必須回應的現實問題。

綠色原則之所以經過幾次反復，最終寫入民法典總則的基本規定中，正是從根本上對生態環境問題給出的回應，即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有利于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遵循綠色原則，民法典在分編中對保障環境民生進行了具體規范。據呂忠梅介紹，主要包括三方面：

首先，對優質生態產品進行充分供給和公平分配。物權編確認并擴展了憲法有關國有資源的范圍，把重要環境要素納入國有資源范疇，并重申“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為從全民利益角度分配、管理和保護這些重要資源奠定了權屬根基。

其次，承認和尊重自然資源的生態價值。民法典規定，國家實行自然資源有償使用制度，明確了公共自然資源的配置方式，有利于維護公共價值；增設用益物權人保護生態環境的義務，克服了傳統自然資源物權制度“物盡其用”的單一經濟價值考量；增設了建設用地使用權應當符合綠色原則的要求，反映了建設用地服務環境民生的價值需求。由此，自然資源不再僅僅是個人“財產”，也是承載了最普惠民生福祉的生態環境。

第三，加大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侵權責任以保障環境民生。民法典在侵權責任編用7 個條文規定了“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責任”，將生態破壞行為新納入了侵權范圍，增設了生態環境修復

責任以及懲罰性賠償制度，明確了生態環境損害修復請求權，相比于原《侵權責任法》，在責任的理念、范圍、方式、程度等方面均有“升級”。

2. 設立綠色原則，傳遞了生態文明新時代的價值追求

民法典確立的綠色原則，既是對社會關切的有力回應，也是新時代的價值追求。

這種價值追求，首先體現為綠色發展理念。強調民事活動不僅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 而且要有利于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這是協調發展與保護問題的基本遵循。

這種價值追求，還體現為生態安全價值。在自然資源價值屬性上，既確認其經濟價值，也承認其生態價值；在自然資源配置中，既遵循市場規律，也要考慮其稀缺性和價值多元性；在責任追究上，既要承擔損害賠償責任，還要承擔生態修復責任。歸納起來，就是生態有價、損害擔責。

這種價值追求，也體現為生態倫理觀。綠色原則為傳統民事主體的“理性人”增加了一層“生態人”色彩，向全世界傳遞了中國綠色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價值追求——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作為限制性原則，直觀看來，綠色原則對傳統民法以個人利益中心的價值觀進行了適度矯正， 是對私權的一種限制。而從更大的格局來看，恰恰是為了更好地實現私權，避免“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人人都保護環境，自然人人都會受益。

作為基本原則，“節約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與平等、自愿、公平、誠信一樣，已然是我國新時代的核心價值觀，是生態文明新時代的價值追求。

3. 民法典綠色化，呼應了生態文明法制體系的內在邏輯

黨的十九大開啟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新時代，有一個鮮明的特征，就是生態文明建設全面走向法治化、制度化。法治化、制度化的主要標志，就是強化責任。

從強化責任的角度來看，民法典進一步強化了民事侵權責任，是在民法領域對生態文明法制體系內在邏輯的有力呼應。以單獨一章來規范并強化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侵權責任，專門增加了對生態破壞的修復責任，對惡意損害生態環境的懲罰性賠償責任，就是要“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

呼應不只體現在追責上，還體現在其他綠色條款上。確立綠色原則，為民事活動規定普遍限制，“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設置綠色制度，為生產生活施加普遍環保約束，保障“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重要環境要素公有，分層保護環境權益，實現“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在呂忠梅看來，“生態文明時代，綠色化是法治體系發展演進的要求，只是在程度與路徑上存在差異。”可以說，民法典的綠色化已經走在了前列，是對資源環境法的積極補充，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民法制度保障。

二、綠色民法典展示了中國智慧
  立法理論和實現路徑的科學品質

 “民法典不僅在原則上‘著綠’，在重點的法律制度上‘著綠’， 而且在民事責任的追究上也‘著綠’。”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呂紅兵給出了這樣的評價。我們梳理發現，在民法典的七編中，除了婚姻和繼承兩編，其余五編，即總則、物權編、合同編、人格權編、侵權責任編，都有不同程度的“著綠”。在“著綠”的這30 個綠色條款中， 有超過一半是新增或修改的。

這樣一部全面“著綠”的民法典，是怎樣形成的？是環境法學者的堅定執著和學術理性，是民法學者的開放視野和務實態度， 是民法學者和環境法學者觀點多次交鋒、智慧反復碰撞的成果。民法典綠色化的過程，可謂科學立法的生動實踐。

1.立法戰略：民法典必須進行綠色化改造，但民法典的綠色化是有邊界的

民法是私法，主要維護私權私益；而生態環境保護是公共利益，主要靠公法性質的環境法來規制，其基本邏輯就是限制私權。這是環境法治的基本原理，也是現代法律部門的基本分工。因此，在民法典編纂過程中，民法學家和環境法學家必須要從立法理論和實踐上解決這個根本性問題——將限制私權的環境保護這一公法事項納入私法范疇的民法典，究竟有沒有必要，會不會破壞民法典的純粹性和體系化？

換言之，環境保護有自己專門的法律體系，為什么還要在民法典中予以規范？公法和私法，發生機理、價值取向、規制范圍及運行條件完全不同，能否協調？

2015 年民法典編纂工作啟動之初，呂忠梅就牽頭組建了“民法典綠色化研究”課題組，對此進行研究和回應。在民法典編纂的5 年間，以呂忠梅為代表的環境法學家和以王軼為代表的民法學家，反復溝通對話，基本達成了共識：

第一，環境保護不僅僅是公共問題，環境法不僅僅屬于公法范疇。環境問題的結果呈現往往是公共的，但其產生過程與個體行為直接有關。“要綜合運用多種性質的法律規范來解決環境問題，從規范的性質來看，環境法應該是既有公法也有私法，必須注重對環境污染形成過程的規范、控制和引導。”課題組成員、華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超說，“我們不在乎標簽，只關注如何有效解決問題。”

第二，民法典要追求體系化，但沒必要追求絕對體系化。“在體系化需求和社會實效不盡一致甚至有所沖突的時候，選擇何者，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種政治選擇。民法典須隨其所要反映和維護的社會基本秩序共同進步。立法者需要著眼于實效的實踐性思考，而非僅僅基于體系的邏輯推演。”課題組成員、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鞏固表示，民法也并非純粹私法，而是包含許多涉及人民與國家關系或具有強行性的公法規范，實際是一種“綜合法”。

第三，民法典必須進行綠色化改造，但民法典的綠色化是有邊界的。21 世紀是生態世紀，我國是全球首個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治國理政戰略的國家，民法典一定要體現生態環境保護的理念，這是時代需求也是現實需求。不過，民法典綠色化并不是要求民法解決所有環境問題，民法手段對環境保護是有射程的，民法典不可能也不應該承擔超出自己能力的環境保護任務，只能在射程范圍內來提供解決環境問題的制度供給。

第四，環境問題需要民法規制，但不能主要依靠民法手段解決。環境問題僅靠公法不能完全覆蓋，需要在民法射程范圍內， 充分利用民法的規則和工具，建立“公法權利私法操作”機制， 彌補公法手段的局限。而對于突破民法典自身界限的生態環境問題，必須交由環境法處理。保護生態環境需要民法典與環境法的“共治”：民法典通過妥當地融入環境保護理念以實現其應盡的環保功能，環境法通過相關規則的設置以實現與民法典整體的無縫銜接。

總體來說，就是采用“普通法－特別法”模式，既讓民法的歸民法、環境法的歸環境法，也讓民法具有環保功能、環境法能夠運用私法手段。

2. 立法戰術：先點睛后畫龍， 先把綠色原則寫入民法總則，再在分編中貫徹落實

我國民法典編纂工作采用的是兩步走的思路。第一步先出臺民法總則，第二步編纂各分編， 最后將已出臺的民法總則和各分編合起來，編纂成一部完整的民法典。有專家稱其為“一年點睛， 三年畫龍”。對此，環境法學者有非常明確的戰術，將綠色原則寫入民法總則，對民法典綠色化至關重要。

堅持推動綠色原則寫入民法總則，環境法學者付出了巨大努力。從草案一審稿寫入“綠色原則”，到因意見分歧在二審稿中刪掉，再到三審稿僅在“民事權利”部分提及環保要求，到最后審議通過的民法總則中再次寫入“綠色原則”，以呂忠梅為代表的環境法學者非常執著，與民法學者反復溝通，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交議案，向民法典編纂工作組、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提交多份論證報告。

寫入過程之曲折，可見爭議之大，更見在意程度之重。最終能夠寫入，離不開環境法學者的執著和民法學者的包容，而支撐這種執著的，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政治主張和國家意愿。

確立綠色原則之后，怎么推動綠色原則的正確闡釋和全面貫徹？民法總則發布后，民法學者普遍并沒有將其視為基本原則，或是不以為意，或是不將其視作獨立原則，或是將其當作宣示性條款，最高禮遇就是承認其為限制性原則。在綠色原則被虛置的深深擔憂中，環境法學界一邊密集發言闡釋其功能與作用，一邊加緊研究如何在民法典分編中貫徹綠色原則。

環境法學者不斷重申，綠色原則作為限制性基本原則，是對民法自由理念的修正，有著特定的功能與作用，其本質是在民法典中為個人經濟利益與生態公共利益的協調建立溝通機制。這種溝通機制不僅需要通過確立生態環境保護理念，為民事活動設定環境保護義務；而且需要將可以體現為個人權利的相關內容納入民法典，保護個人環境權益；還需要與環境保護相關制度相互銜接，為環境法提供保護環境公共利益的接口和空間。在這個意義上，綠色原則必須貫徹到民法典的具體制度中，在微觀層面規范民事活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民事主體自然資源財產權的行使，以間接實現維護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功能。

3. 立法技術：民法典綠色化的任務，實際上是對環境法自身體系化的挑戰

如何在民法典分編中貫徹綠色原則？從立法技術上，環境法學者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求解兩個問題：第一，對于我國現行環境資源立法中已經存在的、且并不統一甚至存在沖突的民事制度，哪些應該也可以納入民法典？第二，對于現行環境資源立法中沒有的、且有必要通過民事立法確立的，諸如自然資源所有權和用益權相關制度，應該怎么寫入民法典？

在求解的過程中，呂忠梅帶領專項課題組清醒地意識到：第一，民法典和民法是兩個不同概念。民法典是民事規范體系化的成果，但不等于所有的民事規范都在民法典中體現。不管是民法典之外有特殊的民法規范，還是民法典中不完全都是民事規范，都正常。換言之，要挑選適合民法典規制的綠色條款，這些條款可以是純民事的，也可以帶有公法性質。第二，民法典綠色化的任務，實際上是對環境法自身體系化的挑戰，要靠環境法學者去完成，而不是民法學者，所以要求環境法學者要首先積極給出解決方案，再與民法學者求得最大公約數。

在此基礎上，課題組識別出民法典綠色化的三個需求：一是解決自然資源所有權和用益權虛置問題，為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奠定法律基礎；二是建立符合生態文明理念的交易制度，完善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市場化機制；三是處理民法典與民事特別法的關系，建立公共利益保護的私法操作機制。主要路徑有兩個：一是準確識別應該也可以由民法典規定的內容，盡可能納入；二是通過引致條款和轉介條款間接地引入環境法規范。

課題組先后多次參加專家咨詢會、對話會、提交立法建議。從民法典最后呈現的綠色條款來看，在物權、合同、人格權、侵權責任四編共有十多條是新增或實質性修改的，這十多條是對環境法學者的最大鼓舞。

侵權責任編是修改最多的，也是評價最高的。“這一關于生態環境損害救濟的實體規范，具有開創意義，是我國民法典立法智慧的集中體現。”課題組成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竺效說。在呂忠梅看來，其最大貢獻是為民法典與環境法的銜接設置了非常有效的“接口”：一是明確了環境侵權責任既包括環境污染行為，也包括生態破壞行為；二是有效銜接環境公益訴訟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為正在進行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據；三是為司法判決提供了依據，既規定了生態環境損害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又明確了生態環境損害的修復和賠償規則。

合同編是貫徹綠色原則步子最大的、也是起草過程中最難形成共識的。因為合同領域的最高價值遵循就是意思自治，要對其進行綠色限制，邏輯上很難找到合適的切入點。“發展合同制度的內在規則，實現對當事人行為的綠色引導和約束，是合同制度綠色化的基本方向。”課題組成員、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劉長興說。在眾多關于合同綠色化的建議中，最后被采納的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合同履行的綠色義務，明確應避免浪費資源、污染環境和破壞生態；二是債權行使的綠色義務，包括債權債務終止后的舊物回收義務，出賣人的回收義務等。不過，關于合同效力的綠色化、環境資源相關合同納入有名合同類型等建議，未被采納。

物權編是環境法學者最寄予厚望的、也是綠色條款最多的一編。環境法學者普遍認為，近代民法中不受限制的所有權制度，是造成環境問題的“幫兇”。鑒于此，鞏固提出，“物權法綠色化包含兩個層面：一是內部提升，通過對個人環境權益的保障或環保義務的增加，提升其間接環保功能，主要路徑是對傳統民法規范的‘綠色改造’。二是外部擴展，對環境公共事物作出恰當界定， 理順適用關系，主要路徑是對生態環境及其重要要素進行轉致性規定。”目前看來，民法典沒能在后者做出重大創新，但是確認并擴展了憲法有關國有資源的范圍，對建設用地使用權和業主相關義務等方面綠色義務進行了補充，都是積極回應。

人格權是最體現我國民法典時代特色的一編，盡管環境權沒能明確寫入，但是有關一般人格權益、生命權、健康權的相關規定，也為公民個人因環境污染和破壞所可能導致的生命健康損害提供了民法保護依據。其中規定的“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嚴產生的其他人格權益”，為保護公民環境權益提供了基礎。

三、綠色民法典開啟了全新坐標
  環境法治建設的三點期待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民法典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基礎性法律， 對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鞏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對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依法維護人民權益、推動我國人權事業發展，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都具有重大意義。

在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布局中，民法典無疑開啟了全新坐標。在這個坐標內，如何發揮民法典對生態環境保護的促進作用，如何在民法典的引領下推進環境法體系化建設，甚或啟動環境法典編纂，我們充滿期待。

1. 期待在司法實踐中發揮綠色條款效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強民法典執法司法活動。要加強涉及財產權保護、人格權保護、知識產權保護、生態環境保護等重點領域的民事審判工作和監督指導工作，及時回應社會關切。

民眾最關心的財產權、最近幾年頗受關注的人格權和知識產權，都是民法典新條款的重點領域，自然也是司法活動的重點領域。

由于綠色條款在法律規范中多為限制性規定而非強制性定性，其在實踐中最直接、最具體的體現應該也是在司法領域。這種體現至少包括兩方面：一是與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直接相關的侵權責任追究；二是綠色原則的司法指導性，在交易安全與生態安全發生價值沖突，又無明確裁判性規范時，可為司法裁判提供原則性指引。

事實上，民法典頒布后，在眾多喝彩聲中仍有遺憾之聲。這很正常，任何一部法律都不可能完美到讓所有人滿意。在王軼看來，“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部自己認為的最理想的民法典，但最終的版本一定是折中、妥協、尋找平衡的產物。有不同聲音不可怕，最重要的是找到中國人最低限度的價值共識。”也正因此，在法典頒布之后，通過后續的解釋與司法適用，賦予其旺盛的生命力， 尤為重要，當然也是一大挑戰。

在綠色條款方面，也有一些遺憾，很多環境法學者關于物權和合同方面的立法建議，并沒能進入民法典。那么，作為唯一一條新增的民法基本原則，綠色原則能否在司法實踐中發揮效力，成為綠色民法典生命力的一個重要標志。

2. 期待資源環境法的系統化梳理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民法典頒布實施，并不意味著一勞永逸解決了民事法治建設的所有問題，仍然有許多問題需要在實踐中檢驗、探索，還需要不斷配套、補充、細化。有關國家機關要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求， 加強同民法典相關聯、相配套的法律法規制度建設，不斷總結實踐經驗，修改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

“民法典的綠色條款，需要體系化、類型化的環境法制度與之銜接，這將在一定程度形成對環境法體系化的倒逼”。呂忠梅表示。

在民法典編纂過程中，環境法學者已經明顯感受到，民法典的綠色化過程，對環境法規范體系化有很高要求，而我國分布于30 多部環境和資源立法中的民事法律規范缺乏協同性，很難集中提煉出共通的民事制度。

也正因此，這幾年呂忠梅多次表示，借民法典編纂立法良機， 系統梳理整合環境法，倒逼環境法的完善，價值更為重大。

這種梳理首先是配合民法典的需求。為了民法典綠色條款能更好發揮作用，為了對民法典所不能及的部分作出補充，需要在環境法體系中，建立環境特別民法規范，適度運用私法手段并實現與民法典的溝通與協調。

這種梳理也是環境法體系化的內在需要。我國現有資源環境立法還不足以支撐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需要。一方面，現有環境資源法律分屬行政法、經濟法等不同法律部門，存在宗旨、原則、制度之間不協調、不銜接、甚至矛盾和對立的問題，有必要進行系統化、整體性的改造。另一方面，環境法律實施領域中缺乏一個統一的、根本的精神指引和原則性規范，不同要素和區域的相關法律條文在重疊的同時還存在諸多缺漏。比如，在自然資源開發利用方面，既缺少與民法典相對應的自然資源物權制度，也缺乏環境法所特有的生態系統及其服務功能保護的法律制度；在污染防治方面，既缺少與民法典相對應的大規模人群健康受害救濟制度，也缺乏環境法所特有的生態環境受害救濟制度；在環境管理方面， 環境與發展綜合決策機制、以保障人群健康為核心的環境標準體系、環境風險管控機制、環境監測評估與信息共享機制等，均缺乏法律支撐。

呂忠梅說，這些都使新時代環境法面臨如何進一步綜合化、體系化和統一化的更高要求，要求我們將分散化立法思維轉變到系統整合上來。通過對環境法規范的體系化，在基礎層面確認國家環境政策和可持續發展的法律價值觀，形成一個體現可持續發展精神的法律體系，將能大大推動環境法的現代化。

3. 期待環境法典化成為可能路徑

民法典的頒布，激活了環保工作者對環境法典的期待——能否通過環境法典編纂，將現行環境法律納入統一體系，提高環境法對生態環境保護的駕馭能力？

一直為編纂環境法典努力的呂忠梅說，民法典的成功，為環境法典編纂提供了良好契機，在立法技術上至少可以提供三方面借鑒：一是基礎理論研究必須先行，二是可以采取分步驟方式進行，三是將借鑒國外先進經驗與弘揚中國法律文化傳統有機結合。

具體到環境法典的編纂設想， 呂忠梅一直建議采取適度法典化的方案，也即環境法典與單行法并存。其中，環境法典居于主要地位，效力高于單行法；單行法作為環境法典的有機補充和具體化，其地位和作用也同樣重要。具體來說：

第一，環境法典的基本定位。一是適度法典化，降低嚴格法典化的條件要求和目標要求。二是動態性法典化，增強法典化立法的靈活性和適應性。三是漸進式法典化，不必畢其功于一役。

第二，環境法典的基本內容。對環境單行法中的根本和精要部分加以整合，對比較基礎性的范疇、制度和內容進行全面規定，目的是建立起一個全面具體、有機協調的法律框架體系。

第三，環境法典的邏輯結構。可采取“總則－分編”結構，總則以《環境保護法》為基礎“提取公因式”，分編以不同主題形式對法典調整的事項加以詳細規定。可按照“風險預防－過程控制－損害救濟”的基本邏輯，設置相關制度。

據了解，2017 年，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啟動了“中國環境立法法典化研究”項目， 成立了外國環境法典翻譯出版、中國環境法典基礎研究、中國環境法典草案編纂3 個課題組。目前，在法典翻譯方面，已完成瑞典、法國、意大利、德國、菲律賓、哥倫比亞、白俄羅斯、愛沙尼亞等國家的環境法典翻譯工作，前3個國家的環境法典已出版；在基礎理論研究方面，15 個課題按計劃于今年完成；在草案編纂方面，正在進行人工智能輔助立法工作，已經完成草案編纂框架結構等工作。

我們期待，在民法典這一新的坐標下，生態環境法治建設能夠綻放出蓬勃生機，為生態文明建設的偉大事業和環境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建設提供更有力的法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