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正全面推行的“河長制”，近來引發了人們對提升河湖管理水平的關注。根據最新發布的方案，河長制實施范圍包括全市所有河流、湖泊、水庫，流域面積10平方公里以上的425條河道、88座水庫和41個湖泊都將設立河長，共設立市、區、鄉鎮(街道)、村四級河長5920名。其中，五大河流和市管河湖增設12名市級河長，被稱為北京的母親河的永定河河長由北京市常務副市長張工擔任。歷史上的北京水網密布，河湖眾多，古代是如何管理京城河湖的？

元代設都水監明初設都水司清初設都水分司

郭守敬元代曾任都水監：

“掌治河渠并堤防、水利、橋梁、閘堰之事”

遼代時，北京已設都水監一職，“掌陂池灌溉，維護河渠，掌舟船及水運，以都水使者為長官。”據《北京水利史》記載，金代設水部，置水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另設都巡河官，“掌巡視河道、修筑堤堰、栽植榆柳、凡河汛之事。”元代設都水監，“掌治河渠并堤防、水利、橋梁、閘堰之事。”都水監下屬機構為河道提舉司、行都水監等，著名水利專家郭守敬即任都水監之職。

明初設都水司，隸屬工部，此后將各級水利官員職責明析，其中主管官員為總督河道都御史，下設管河郎中，管河副使。地方為州、縣官主薄、典吏帶管水利。最基層的是河道巡守官員， 具體負責某一條或某一段河道的巡視及管護。工部還曾設有都水清吏司，京師的河道、溝渠、閘壩、堤防、水利等均由其負責。

清代基本延續了明代的水利管理體系。清初都水分司主要處理河道事務，還具有收稅、協助漕運的職能，另外包括河道的修護事宜，管理閘壩事務，看管水源等。清代還將水利及防洪法規匯集于《大清會典事例》中，包括河防官吏的職責、河兵河夫、經費物料、疏浚、工具等的施工規范。乾隆十七年(1752年)規定，每年派一名值年河道溝渠大臣負責京城內外所有河道溝渠事務，每年二月開凍后至三月底止統一進行疏浚和維修。

盡管古代沒有設置過“河長”一職，但近千年來，行政長官擔任或兼任“河長”職責的并不鮮見，其中的于成龍和陳琮還堪稱優秀“河長”。歷史上有兩位叫于成龍的名人，一位是清康熙年間擔任兩江總督、被譽為一代廉吏的于成龍，另一位即是負責渾河疏治、巡查的“河長”于成龍。

明代及清初，永定河稱渾河，水患嚴重，河水平均三年泛濫一次。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二月，渾河泛漲，康熙皇帝于二月二十五日命于成龍全權負責治理。于成龍，奉天府蓋平縣（今遼寧省蓋州市）人。他首先沿渾河實地查勘，反復權衡后，決定在加固石景山、盧溝橋段舊堤的基礎上，對盧溝橋以下河段進行大規模治理，既筑河堤又浚河床，治水的同時注意治沙，并注重上、中、下游全程治理，改變以往只是局部治河的辦法。他還全方位監督工程進度，嚴防治河中偷工減料的“豆腐渣工程”。僅用了三個月就疏浚河道145里，筑南北堤180余里。據傳他除了派手下到工地上督查外，還每十日親自巡視河道一次。渾河治理后，他奏請將霸州等處開挖的新河命名為“永定河”。康熙皇帝斟酌再三，最終將整個渾河干流賜名為“永定河”，并題額建碑，“永定河”之名由此誕生。

雍正四年（1726年），清廷設置永定河道臺衙門，具體負責永定河流域的管理。至嘉慶十五年（1810年）的80余年間，有陳琮等46人次出任永定河“道臺”一職。陳琮，今四川南部縣（今屬南充市）玉鎮人。他出任永定河道臺后，仔細考察了永定河的情況，在掌握了詳實資料后，提出了許多治理永定河的具體意見，在乾隆皇帝到天津巡幸途中召見他時，見到他精心繪制的“永定河全圖”非常贊賞。陳琮還多方收集有關永定河的資料，包括歷史上的水患、河道變遷、歷代治理情況及經驗教訓等，編撰成第一部《永定河志》。自任永定河道臺后，陳琮為永定河的治理與管護嘔心瀝血，58歲病逝于任上。

清代永定河管護實施“三汛四防二守”之法

《清實錄嘉慶朝實錄》記載：

“不論是否汛期，均需督率兵夫，巡邏堤岸”

歷史上京城河道的管理，除了建立專門的機構和設置官職之外，還有較為系統的“堤防修守”制度。僅永定河的管護清代就制定了“三汛”、“四防”、“二守”。其中的“四防二守之法”原為明朝治河專家、工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潘季馴在治理黃河時總結出來的，清代借鑒到永定河的治理與管護上。

《清實錄嘉慶朝實錄》記載：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為慎重河防規定：“不論是否汛期，均需督率兵夫，巡邏堤岸，如有擅離汛署者，指名嚴參。以重職守，其河營兵丁例有定額，平日應責令學習樁埽并填補溝窩、堆土植柳等事。”所謂“三汛”即凌汛、麥汛和伏汛。春季氣溫升高，河水融化，凌汛使冰塊漂浮水面，隨水而下，推壅撞擊堤岸，易出險情；麥汛、伏秋大汛則出現在多雨季節，河道水漲，容易出現嚴重的汛情，更要嚴防死守；“四防”即晝防、夜防、風防、雨防，因為這四個時段是汛情多發之時；“二守”即官守和民守。

嘉慶皇帝對京城河防曾多次頒旨：“河道、堤岸當需慎防，如有河務官員膽敢漫不經心，任意懈馳，不實力奉行，一經查出，即可向朝廷參奏嚴懲，河兵堡夫懈馳者嚴拿處死，為官不盡職者，連帶罰之。”嘉慶六年（1801年）七月，永定河水暴漲，汛情嚴重，工部派都水清吏司郎中、員外郎、主事等多名官員到永定河協助巡查汛情。有一位姓馬的員外郎本應在盧溝橋東側巡查汛情，以防不測，但其擅自脫崗，跑到盧溝橋東面的宛平城里飲酒并夜宿娼院，被巡查至此的工部侍郎抓了個現行，結果被押至順天府大牢。

對污染水源毀壞河道者嚴懲不貸

元英宗曾頒旨：金水河“禁諸人毋得污穢”

為了保護北京河道及水資源，歷代均采取了嚴厲的處罰措施。《元史·河渠志》記載，元至治二年（1322年）五月，英宗碩德八剌針對金水河（今長河）污染事宜曾頒旨：“昔在世祖時，金水河濯手有禁，今則洗馬者有之，比至疏滌，禁諸人毋得污穢”。《都水監紀事》則記述：“金水入大內，敢有浴者、浣衣者、棄土石瓴甑其中、驅牛馬往飲者，皆執而笞之。”

長河自元代開始即是京城的重要引水河道，明代晚期由于年久失修逐漸淤塞。清乾隆年間對其進行大規模疏浚，使之成為皇家由大內通往西郊的御用水路，也成為一條可以灌溉沿線農田的河道。為保證河道的暢通和水源清潔，清廷派專人管護，每三日一巡。據傳，道光年間，長河北岸常家洼（今廠洼）有一莊戶人家飼養了幾十只鴨子，白天圈在院子，到了夜里悄悄將鴨子趕到長河里覓食。被巡夜的河工發現后，不僅鴨子被沒收，養鴨戶還因“鴨禽污濁御河”被送入枷號一個月。

《京西永定河》載：明末清初永定河管護不嚴，時常有人私下里開溝引水，澆灌農田。康熙七年（1663年）朝廷命工部侍郎羅多等前往修筑堤壩并在河堤上立碑，告知沿河居民不得在河道附近耕種、建房、置墳、取土、開溝引水。永定河東面有個麻峪村，有十余畝菜園的王家自以為與宛平知縣是兒女親家，不把朝廷的“告示”放在眼里，時常在永定河堤壩上開溝引水，澆灌菜園。巡河官員幾次告知均不奏效，遂奏報朝廷。康熙皇帝龍顏大怒：“渾河之堤開溝引水，實不可取，遇有水漲，溢決堤岸，危及京城，定當嚴懲！”結果王家菜園被平，王家大小十幾口人也被關進宛平縣大獄。宛平知縣因知情不報，也受到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