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以下簡稱新固廢法）在生活垃圾領域尤其要求避免過度包裝、加強一次性塑料制品污染防控，體現了塑料污染防治力度升級的態勢導向。科學應對塑料污染防治挑戰，需以評估塑料污染情況為認知基礎，識別主要挑戰，明確工作著力點；以減量、替代、重復利用、回收利用等手段為路徑載體，循序漸進開展差別化的政策設計與行業落實；以社會多元主體協同響應為根本保障，構建長期穩定的系統管理機制，實現塑料污染防治的最終目標。

塑料污染防治面臨哪些主要挑戰？

塑料出現至今雖尚不到百年，污染挑戰卻愈發嚴峻。

2018年全球塑料產量達3.6億噸，廢棄后大部分流向垃圾填埋場或流入環境。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評估，全球已產生的90億噸塑料垃圾中僅有9%被回收利用；塑料包裝作為塑料制品中的主要品類，95%在首次使用后便失去價值，僅有14%被回收利用。2017年以來，微塑料顆粒及海洋塑料污染問題廣泛進入人類視野，應對塑料污染問題成為全球基本共識。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塑料制品生產國，年生產量約占全球產量的29%，人均塑料制品消耗量低，但增長顯著、再生利用存在赤字。與此同時，2017年前我國接受其他國家的進口廢塑料，成為全球廢塑料的“處理廠”。此外，中國塑料行業還面臨特有挑戰，如快遞、外賣等新興行業大規模發展，產生大量一次性、低值、分散的塑料制品廢棄物；拾荒者、小作坊等末端回收處理不規范，等等。

人類思考和應對塑料挑戰由來已久，近年來全球范圍的大討論愈發熱烈。

2018年6月，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以“BeatPlasticPollution”（塑戰速決）作為世界環境日主題，標志著一次性塑料污染成為全球共同關注的重要環境問題。

中國政府也相繼開展系列“鐵腕行動”，包括2017年印發《禁止洋垃圾入境 推進固體廢物進口管理制度改革實施方案》；同年印發《關于聯合開展電子廢物、廢輪胎、廢塑料、廢舊衣服、廢家電拆解等再生利用行業清理整頓的通知》；2019年起，上海率先落實生活垃圾強制分類制度；2020年1月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見》；2020年4月新固廢法強調拒絕過度包裝、加強一次性塑料制品禁限等。

落實塑料污染防治的管理手段有哪些？

基于加強塑料污染防治的共識，需設計明確的實現路徑。塑料行業范圍廣泛、制品種類繁多、地區依賴性迥異，落實污染防治需充分發揮創造力，將宏觀調控與市場協調相結合，多措并舉、因地制宜、循序漸進，實現分制品、分行業、分地區、分階段依次改革。

明確防治目標，提供與目標相對應、可執行可操作的實施標準。

塑料污染防治應以減小環境影響、追求經濟效益、保證社會平穩過渡、構建長期穩定運行的塑料行業為最終目標，但需要為實現目標規劃可執行可操作的實施路徑。

制定標準是政府發揮調控作用、規范實施操作性的有效手段之一。

如《關于進一步加強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見》中，第一項任務部署了“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產、銷售和使用”，同時要求“適時更新發布塑料制品禁限目錄”。為此配套頒布《相關塑料制品禁限管理細化標準（2020年版）》，明確“部分塑料制品”的具體范圍和政策界限。如“含塑料微珠的日化產品”主要指淋洗類化妝品，并規定了塑料微珠的尺寸；將塑料袋的管控范圍聚焦在塑料購物袋；將一次性塑料餐具禁止使用的場景先行規定在餐飲堂食服務。這些操作細節的規范，將有效保證相關管控目標如期實現。

識別減量、替代、重復使用、回收利用等手段適用場景及優劣，開展政策綜合設計。

縱觀眾多塑料污染防治實踐，循環經濟“3R”理念始終適用。減少一次性塑料消耗（Reduce）是首選手段，在需求端倒逼行業轉型，減少不必要的塑料消耗；在生產端開展生態設計，減少不必要的塑料品投入。新固廢法中禁止過度包裝、禁限提供一次性塑料吸管、酒店用品等均屬于此類。

對于無法減少的使用需求，《關于進一步加強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見》鼓勵可降解塑料替代，但需明確“可降解”標準、識別真正的可降解材料、保證基本使用性能不受損、具備經濟有效的產能、構建單獨回收堆肥設施，是涉及前后端的系統工程。

加強重復利用（Reuse）則通過盡可能多次使用塑料制品，在同等消耗條件下減少廢棄，需產品性能設計與公眾習慣改變同步發力。

開展回收利用（Recycle）被認為是應對一次性塑料污染問題的重要方向，需在生產端保證塑料制品設計“可回收”，如避免大量使用復合材料、易拆解；在使用端加強產品標識和消費者教育，保證被正確投放至回收物品類，進入正規回收渠道，探索互聯網+回收等創新形式，使塑料制品“可被回收”；在回收后需規范市場利益分配、加強技術革新，保證塑料制品“可被利用”，回收利用企業往往會面臨廢物來源不穩定、處理成本高、再生產品價格市場競爭力弱等挑戰。

近期世界原油價格下跌更為塑料再生行業帶來短期干擾，但在生產者責任延伸、生活垃圾分類與計量收費、綠色標識與消費等手段逐漸落地后，塑料再生仍將是大勢所趨。基于“3R”的各類手段各有優劣，更多情況下需綜合使用協同發揮成效。

充分考慮可行性，分地區、分時間、分領域逐步落實。

我國塑料污染防治改革行動中充分考慮了各地區和各行業的差異性，區分重點城市、地級以上城市和相關縣級城市，按照2020年、2022年、2025年3個時間段，分步驟、分領域有序推進共同而有區別的塑料污染治理目標。我國為不同塑料制品提供不同的管控路線和時間表，符合基本國情和因地制宜原則，使綜合治理措施逐步落實。

以不可降解塑料袋為例，要求到2020年底，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城市建成區的商場、超市、藥店、書店等場所以及餐飲打包外賣服務和各類展會活動，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集貿市場規范和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在2022年、2025年底才分別逐步擴大至其他地區及使用情景。

此外，充分考慮社會應用場景、行業發展與人民生活的剛性需求，對特定場景和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的特殊需求進行豁免，允許標準根據實施情況動態調整，在實際操作中鼓勵探索多種形式。

如賓館酒店等相關場所不再主動提供一次性用品，但同時允許設置自助購買機、提供續充型洗潔劑等方式解決消費者需求，為轉變提供適當的緩沖期，逐步、有序推進深層改革。

如何構建塑料污染防治長效管理體系？

管理手段落地與長期運行需多元主體共同行動，并構建可長期自行運轉的穩定體系。明確主體構成及責任，形成交流與責任承擔機制十分關鍵。

建立行業全產業鏈視角，達成系統性管理共識。

塑料制品代謝全生命周期環節眾多，各環節均存在潛在環境影響，共同決定了行業規模與發展方向。與各環節對應的，塑料行業上下游存在眾多關聯主體，包括塑料制品生產廠商、使用廠商、平臺企業、消費者、回收利用廠商、政府、公眾等。各主體有必要意識到需承擔塑料污染治理環境責任，有必要達成共同應對塑料治理難題的共識。

明確主體共同有差別的責任，分別構建責任承擔機制。

對塑料制品生產企業，可通過生態設計、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等機制承擔責任，目前我國已在飲料紙基復合包裝等領域先行試點。

對于塑料制品使用企業，可落實禁限目標、改選使用材質。例如，某知名連鎖快餐企業已于今年6月宣布，在近千家餐廳的堂食及外帶中停用一次性塑料吸管，并于2020年內覆蓋中國內地所有餐廳。部分地區的連鎖商超已經開始推廣使用可降解塑料袋，還主動開展商品包裝的設計優化，使之更方便消費者直接提拎，從而減少塑料袋使用。

對于消費者，需改變生活消費習慣，優先選擇綠色制品，積極配合生活垃圾分類，是社會改革的根本動力。

對于政府主體，市場秩序的維護需要標準、政策、監督，社會氛圍的營造需要宣傳、教育、輿論，均是政府部門需要做到的引導保障。

行業責任主體協同共治，共同應對塑料污染防治。

除各主體分別承擔責任外，上下游主體有必要實現信息共享，保證生產材質與處置手段匹配、生產企業供給與消費者需求匹配、消費者行為與回收企業需求匹配，真正實現綠色塑料產業鏈的通暢運行。

目前，行業聯盟、伙伴計劃等形式已被廣泛用于串聯行業上下游主體、推進協同共治的探索中。相關行業協會牽頭聯合16家發起成員企業，于2020年6月共同籌備成立“綠色再生塑料供應鏈聯合工作組”，搭建平臺促進重要利益相關方攜手，推動綠色塑料供應鏈建設。電商、快遞、外賣等新興行業先后做出嘗試，郵政快遞率先探索使用無膠帶環保紙箱。塑料再生相關企業和可降解材料相關企業，也可積極聯合探索新型材質研發與技術突破，參與行業標準制定與落實。

從2007年《關于限制生產銷售使用塑料購物袋的通知》至今，走過單品種、少更新、缺監管的初期探索，塑料污染防治已邁入分領域、全鏈條、多主體的全新發展時期，挑戰嚴峻但潛力巨大。廢塑料精細化管理、社會主體全民化參與，通過循序漸進、因地制宜的有效措施，必將實現我國塑料污染防治各階段的目標，也將為全球的塑料污染治理作出重要貢獻。

（溫宗國，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博士生張宇婷對本文有貢獻。本文由生態環境部固體廢物與化學品司組織，原載于《中國環境報》，略有修改）